本文目录一览：
- 1、袁世凯告密与戊戌变法的进程有何关系
- 2、戊戌政变的起因是什么？
- 3、戊戌变法时袁世凯是否向荣禄告密？
- 4、袁世凯为什么告密——戊戌变法失败原因再思考
- 5、袁世凯告密，是慈禧发动戊戌政变的根本原因吗？
- 6、袁世凯“告密”是怎么回事？
袁世凯告密与戊戌变法的进程有何关系
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是人们谈论和历史研究关注的焦点。历史教科书几乎有着众口一词、千篇一律的说法：因为先有袁世凯告密于前，所以才有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于后。于是乎袁世凯的告密自然就成为了“戊戌政变”的直接导火线，而袁本人也就成为戊戌变法失败的罪魁祸首。这已经是大多数国人的共识了。可是，当我们试图抛开原有的思维定势，透过历史的烟尘，深入地分析史料的时候，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传统的说法——袁世凯告密直接导致了戊戌政变的发生和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多么的破绽百出，多么的经不起历史的推敲！
破绽百出的传统说法
破绽之一：在袁世凯告密前“老佛爷”早就有了发动政变的充分准备，也就是说慈禧的政变是预定好了的，告密与否政变都会发生。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事”诏书，宣布变法。掌握实际大权的慈禧太后，在变法开始的时候，迫于社会的压力，对变法暂时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她曾假意对光绪说：“变法乃素志……毋操之过蹙而已。”还说，“苟至富强者，儿可自为，吾不内制也。”但内心对变法极端仇视。6月15日，即“明定国是”诏颁布后4天，慈禧就迫令光绪皇帝在一天中连下3道上谕：一是免去“帝党”核心人物帝师翁同龢的军机大臣及其他一切职务，驱逐回原籍，这是为了孤立光绪；二是规定新授任的二品以上的官员，必须到慈禧太后面前谢恩。这一反常的规定，显然是为了抓住朝廷的用人大权，使光绪皇帝无法破格重用支持变法的帝党官员；三是任命她的侄子、亲信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领清朝当时战斗力最强的三军，即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这样她就把军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与此同时，慈禧还加强了颐和园和北京内外的警戒，并在宫内部署爪牙，密切监视着光绪帝。初步完成了政变的准备工作。
光绪皇帝对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也进行了有限的回击。9月4日，下令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6人全部革职，同时给王照升官晋爵的嘉奖。9月5日，授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4人四品卿衔，担任军机章京，加紧推行变法。9月7日，将阻挠变法维新的权臣李鸿章和敬信逐出总署即总理各国衙门。
这些措施使顽固派极为震惊，纷纷到慈禧面前哭诉，请求她废掉光绪，重新训政。慈禧不能容忍光绪排斥她的亲信，培植自己的党羽，更加不能容忍她至高无上的权威受到任何的挑战和威胁，她下决心要扑灭新政。慈禧不断派人与荣禄密商，命荣禄调集军队进驻天津和长辛店等要地，同时慈禧命光绪到天津阅兵，预备在阅兵时发动兵变，逼迫光绪皇帝退位。正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所说的那样：老谋深算、擅长玩弄权术的慈禧太后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不动声色地完成了囚禁光绪、由自己亲政的准备。慈禧、荣禄早已布下天罗地网，蓄势待发，“皇上已同釜底游魂，任其跳跃，料不得脱”。
由此可见，在袁世凯告密——9月20日晚（传统的说法）之前，慈禧、荣禄之辈发动政变的图谋早就预定好了，剩下的只是一个具体时间或时机问题而已。
破绽之二：在天津的荣禄就算接到了袁世凯的密报，也不可能赶在政变发生前将密报送到北京慈禧手中。
根据记载，袁世凯在9月20日上午觐见光绪皇帝之后，当日下午3时左右乘火车回天津，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写道：“抵津，日已落”（根据紫金山天文台的记载，当天天津日落的时间是6点8分）。袁下火车的时候，天津的文武官员在车站举行了盛大而隆重的欢迎仪式，“以时颇为热闹”。
经过一番应酬、寒暄和客套的繁文缛节之后，袁世凯迫不及待地告别这些盛情的官员，匆匆忙忙赶到荣禄处告密。他在日记里记载他到了晚上二更时分即晚上9点才有机会向荣禄告密。此时的袁世凯不可能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事情说清楚，因为袁既要让自己从“锢后杀禄”这件大逆不道的事情中摆脱干系，又要和荣禄筹商一个妥当的万全之策——既能铲除维新派，又不能危及光绪皇帝。这势必要花不短的一段时间。待到荣禄准备将密报太后的时候，时间应该在晚10点以后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荣禄在得知“锢后杀禄”的密报后，是否有可能在9月21日凌晨政变发生前将消息反馈给太后。经过缜密的分析和推理，笔者认为是不可能的。
当时天津与北京的最快的凯发网站的联系方式有二，一是电报，二是火车。先来看看荣禄用电报向慈禧通报消息的不可能性。其时在北京有电报房的只有兵部和总理衙门，慈禧身边并没有电报之类先进的通信工具，荣禄只能通过密电的形式打电报给兵部或总理衙门。然而这样做在当时看来既不容易保密也不容易办到，电报要经过报务员翻译、誊写出来，很难假设两个部门的报务员都是慈禧的爪牙和亲信，所以密电的保密就成了大问题。而且，除非在战争期间，兵部和总理衙门在晚上10点以后是没有人值班的，也就是说，即使发了密电也无人接收。
发电报似乎此路不通，对荣禄来说剩下的就只有他亲自坐火车去北京向老佛爷告密一途了。可是当时北京与天津之间的火车才开通不久，只有白天班车，没有夜班车，也缺乏夜间行车的设备、经验与技术。就算荣禄以直隶总督之尊也不可能在不可能的情况下令加开一次夜车专列。荣禄于9月20日夜间是绝对不可能赶到北京的。因此，第二条途径也此路不通了。
基于上面的分析和推理，也许可以十分肯定地说，袁世凯告密与政变的发生是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的。因为慈禧太后实行训政在9月21日凌晨，而此时的荣禄还远在天津或在去火车站的路途上。可见慈禧的政变并非由袁世凯告密所引起，政变时慈禧还不知道康有为等有“围园劫后”之谋。政变是新旧两党长期矛盾积累的结果，守旧大臣杨崇伊等认为维新派乱政妄行，请求慈禧太后出而训政，这是守旧派的一个既定步骤，与袁世凯告密无关。
破绽之三：袁世凯缘何不在北京直接向太后告密，却要舍近求远到天津向荣禄告发维新派呢，期间又为何要耽搁一天？
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并未讳言自己告密，并且标榜说他告密是积极的、主动的。袁世凯写此日记时是在清朝统治时期，实际上是想通过他的日记表明：告密是忠于皇太后、忠于清朝的表现，9月21日的政变正是由他告密引起，他在戊戌政变中起了关键作用。袁在《戊戌日记》中说，9月18日谭嗣同深夜来访，“气焰凶狠，类似疯狂”，“声色俱厉”地逼迫他答应举兵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废掉慈禧太后，并说：“不除此老朽（指慈禧太后），国不能保。”袁世凯闻言大惊，因见谭嗣同“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害怕危及自己的生命，好汉不吃眼前亏，才不得不答应谭嗣同的要求。谭嗣同离开后，袁世凯“反复筹思，如痴如病”，毅然决定第三天向皇帝“请训”后立即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袁在日记中还口口声声地表示，告密是为了“诛锄误国误君之徒”，“以保全皇上”。他还向荣禄信誓旦旦地表示，“如果累及上位，我惟有仰药死耳。”
袁世凯在《戊戌日记》里的自我表白有着明显的破绽。包围颐和园禁锢、废掉慈禧太后，杀荣禄，这是何等重大而紧急的事件！袁世凯的告密如果是积极的、主动的，那么他为什么不在谭嗣同“夜访法华寺”的当天晚上或最迟在第二天清早在北京直接告密？后党庆亲王王奕劻、刚毅都是慈禧的心腹，也是袁世凯的朋友。袁完全可以找到在北京的这些大臣告密，何必一定要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呢？袁世凯这种舍近求远的反常做法，如果不是脑子有毛病的话，其中一定另有隐情。还有一点让人不解的是，9月18日夜，谭嗣同找他密谈，向其提出围园“锢后杀禄”之谋，19日整整一天袁世凯又干什么去了？他是有充分的时间在北京告密的，缘何要白白耽搁一天，这岂不蹊跷？
戊戌政变的起因是什么？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谕，开始维新变法。然而，仅仅百日的维新，就以光绪帝被囚禁在南海瀛台，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往日本，以谭嗣同为首的戊戌六君子惨遭顽固派的杀害而宣告失败。然而，导致戊戌政变的起因至今众说纷纭。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维新变法。接着新政上谕，如雪片飞下，频频颁发，而守旧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挠。新政无法实行，诏谕全成空文，两党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七月三十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咐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光绪帝意识到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维新派筹商对策。八月初二日，又由林旭带出第二次密诏，令康有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康有为、梁启超、林旭、谭嗣同等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痛哭失声，誓死搭救皇帝，不得已铤而走险，决定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八月初三日，谭同同夜访法华寺，会见袁世凯，劝说袁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则或囚或杀。康有为等酝酿多时的军事暴动未及爆发即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镇压。“百日维新”以光绪帝被囚禁在南海瀛台，完全失去自由，倡导变法维新的主将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往日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戊戌六君子”惨遭顽固派的杀害而告终。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那么，戊戌政变的起因是什么呢？对此，学术界向来是说法不一，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说法，袁世凯告密说。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一面假意和维新派周旋，骗得光绪帝封他为侍郎；另一面看到慈禧的势力根深蒂固，决定投靠旧党。他用假话哄走了谭嗣同，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请训，当天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变。八月初六日晨，慈禧临朝训政，囚禁光绪，捕拿维新派，杀害六君子，“百日维新”遂告失败。
袁世凯告密说长期流行于史学界，但近几十年来，不少历史学家对此提出疑问，否定了因袁世凯告密导致慈禧政变之说，其理由如下：（1）政变之初，慈禧为何不捉拿谭嗣同；（2）荣禄不可能乘火车连夜赶回北京；（3）袁世凯《戊戌日记》中所谈的告密情形存在疑点，不可相信。因此，可以说戊戌政变时，袁世凯没有八月初四日在北京告密的必要与条件。袁世凯并没有党附维新派，光绪帝对袁世凯的知遇之恩远早于维新党人，而保全光绪帝，是袁世凯保全自己的必然选择。袁世凯之后的飞黄腾达，并非慈禧太后对其告密的奖赏。所以，不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西太后政变，而是西太后政变导致袁世凯告密。当然袁世凯虽非主动告密，但把围园密谋和盘托出，总算将功补过，不但被旧党宽容，而且受到重用。荣禄进京，袁世凯奉命署理直隶总督，其新建陆军得赏银四千两。他以六君子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但守旧派对他并不完全信任，慈禧太后因袁世凯参与围园密谋，并没有主动出手，欲加重惩。荣禄却看中了袁世凯的才能，为袁力保，袁才能够保全官位。如果袁世凯是主动告密，慈禧怎么会认为袁世凯存心叵测，欲置之重典呢？
第二说法，杨崇伊致慈禧太后密折说。9月18日，御史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勖代递向慈禧太后呈递密折，折中罗列了四项“即日训政”的理由：（1）“公车上书”以来，康有为和其弟康广仁及梁启超来京讲学，煽动天下之士心；（2）光绪帝经常召见康有为等人；（3）“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藉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4）伊藤博文访华。杨崇伊的密折虽然不长，却足以打动太后，促使其立即采取行动。吴相湘先生于1957年就撰文指出，戊戌政变的起因不在于袁世凯的告密，而是因为御史杨崇伊致慈禧太后的密折，而在其中伊藤博文访华是最主要的因素。房德邻先生也坚持认为政变的原因主要是杨崇伊的密折。袁世凯虽然告密，但此时政变已经发生，听到杨崇伊带来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事情泄漏，为保全自己，和盘托出围园劫太后的密谋，致使事态扩大，大批维新派被捕、被革、被逐和六君子被杀。
第三种说法，伊藤博文的访华说。孔祥吉、汤志钧先生认为政变的导火索是伊藤博文访华。9月11日，伊藤以“个人游历”身份抵达天津，荣禄心怀鬼胎宴请了他。9月14日，伊藤抵达北京，康、梁等人兴奋不已，朝夕问计，并上奏皇帝欲请伊藤“留作顾问官”。经过接洽，光绪帝决定于9月20日召见伊藤。伊藤的来华及维新党人的频繁活动，使顽固派十分惶恐。他们认为伊藤来华的目的绝非“游历”，而是同光绪帝、康有为等一起谋划政变，要阻止他们的行动就得赶紧先行下手。于是，9月18日杨崇伊上奏折请慈禧“训政”。奏折说，伊藤之来华“将专政柄”，只有请太后“训政”，才能“转危为安”。9月19日，荣禄由天津赶赴北京，参加了政变密谋。是日晚上，慈禧太后便从颐和园赶回皇宫，幽禁了光绪帝，发动了戊戌政变。康有为等酝酿多时的军事暴动未及爆发即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扑灭了。
第四种说法，多种因素说。与上述三种观点不同，一些学者认为，毋庸赘言，戊戌政变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军机四卿”的提拔和礼部堂官的罢免，开懋勤殿的召集意图，杨崇伊等吁请重新训政的奏折，伊藤博文的来访乃至多数旗人、士绅、官员对变法措施的不解和反对，激进改革造成的社会震荡和民心不稳、流言传播等等，都成为了促使慈禧下定政变决心的诱导因素。但袁世凯的告密亦当被收入观察视野，因为假如不这样来观察，若干问题便不易解释，其中环节便难有符合逻辑的联串。
不得不承认，戊戌政变起因之谜并没有因为研究的深入而日渐明朗化，然而，我们相信，随着新资料的发掘，会最终揭开戊戌政变的神秘面纱。
戊戌变法时袁世凯是否向荣禄告密？
过去关于戊戌变法时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原因，普遍的说法是由于袁世凯告密。有一些专家对此提出了质疑，主要理由是：1、袁世凯从北京到天津的时间，到天津时，荣禄已经从天津向北京出发，来不及告密。2、政变发生后，过了3天，才抓捕军机四章京，即：杨锐、林旭、刘光第和谭嗣同。而谭嗣同夜访法华寺，游说袁世凯勤王，如果因袁世凯告密才发动政变，首先抓捕的应该是谭嗣同。3、政变发生后，慈禧太后说袁世凯“首鼠两端”，几乎对袁世凯治罪，并不是奖赏他。我认为，这些说法很有道理。慈禧太后对袁世凯的评价也是很准确的。实际上，公车上书后的两年多中，袁世凯是对变法维新资助最多的满清官僚。戊戌政变两年后发生的义和团运动，与维新派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当时，袁世凯任山东巡抚，竭力剿灭义和团。袁世凯的思想体系是支持变法维新的。但他审时度势，认为他的7000小站新军无力抗衡清军，于是采取了“首鼠两端”的态度。因袁世凯告密导致戊戌政变的说法，肯定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当时，连光绪皇帝都认为是因为袁世凯告密导致政变，因而十分痛恨袁世凯，光绪皇帝临终留给其弟弟载沣的遗嘱就是“袁世凯处死”。 是否袁世凯就没有告密呢？如果袁世凯没有告密，慈禧太后和荣禄就不可能知道谭嗣同夜访法华寺的事。极大的可能是，政变发生后，袁世凯为了自保，而向荣禄告密，导致四章京的被捕。历史的事实应该是，袁世凯告密是确实有的，但这一次告密并不是导致政变的原因。
袁世凯为什么告密——戊戌变法失败原因再思考
摘要：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一次重要的政治革新尝试。然而,由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的反对,变法失败了。史学界探讨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时,一般认为,袁世凯的告密是促使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的原因之一,这自然有所依据。但是,袁世凯告密仅仅是因为个人卑鄙,还是有某种不得已的客观因素,这是我们应该认真分析的。此外,客观地说,改良派决策方面其实也有不当之处,加剧了形势的复杂性。
袁世凯告密，是慈禧发动戊戌政变的根本原因吗？
戊戌政变是后人喜欢探讨的一个问题，且将袁世凯告密视为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传统的说法是认为袁世凯告密而导致了慈禧政变，不过关于这件事至今众说纷纭，留下了重重疑团。那么，袁世凯究竟有没有告密呢？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三十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咐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这个时候，戊戌变法已经开始了两个多月，维新派和守旧派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光绪帝也意识到可能会有变故，于是才流露出担忧的心态，要维新派赶紧想办法。
八月初二日，光绪帝又发出第二道密诏，让康有为“可迅速出外，不可迟滞”。显然这里所说的“迅速出外”，就是想办法获得外部势力的支持。康有为、梁启超、林旭、谭嗣同等人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决定铤而走险，决定采取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就范。
八月初三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会见前来入京陛见的袁世凯。此次会面，谭嗣同劝说袁世凯举兵杀直隶总督荣禄，然后围攻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实施或囚或杀。按照主流的说法，认为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他一面假意和维新派周旋，另一面又深知慈禧势力的根深蒂固，决定投靠后党。
八月初五日，袁世凯觐见光绪帝，并被封为侍郎。然后他当天就乘坐火车回到了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天夜里，荣禄便乘火车赶往京城向慈禧告变。初六日早晨，慈禧便临朝听训，囚禁光绪帝，捉拿维新派，杀六君子，戊戌变法至此宣告失败。
以上是袁世凯告密事件的大致经过。从这里面我们不难发现两个问题。
其一是时间节点的问题，即荣禄于袁世凯告密后即于当天夜里乘火车回京城。袁世凯是在八月初五日上午觐见的光绪帝，然后乘火车回到天津，这个是有具体的时间的，袁世凯到了天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他到荣禄处告密，已经是深夜，荣禄得知消息后，便马上动身前往北京。这里面有破绽。
北京到天津的铁路是在不久前开通的，当时并不具备夜间行车的经验，更无相应的设备。荣禄虽为直隶总督，但也不可能下令加开夜车。也就说，荣禄根本不可能在八月初五夜里就赶回北京。而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却是在八月初六上午，可见政变的发生和袁世凯告密在时间上并不吻合。
其二是政变之初，慈禧并没有捉拿谭嗣同。八月初六日慈禧发动政变，假如是袁世凯告密所致，那么谭嗣同劝说袁世凯围攻颐和园劫持太后，显然属于“逆首”，慈禧太后绝不可能放过他。而从慈禧颁布的上谕中可以看出，就是康有为的罪名也不大，仅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这说明，此时的慈禧并不知道维新派发动兵变的情况。
从以上两点大致可以看出，慈禧发动政变大概率不是袁世凯告密所致，而是帝党、后党长期矛盾积累的结果，囚禁光绪帝只是慈禧既定的步骤之一。不过，这并不能说明袁世凯没有告密，相反，袁世凯确实是告密了，只是他没有在政变之前告密。
袁世凯和维新派的关系一直不错，而且一度支持维新派，只不过在谭嗣同提出杀荣禄，调兵入京围颐和园劫持慈禧这件事上，他犹豫了。袁世凯是久经宦海之人，又是知兵之人，他知道谭嗣同的计划很难实施。因为袁世凯的军队驻扎在小站，离京城二三百里，而且他的周围还有聂士成、董福祥的军队牵制。要想长途奔袭，胜算实在太小。
从整个事情的经过来看，袁世凯最终选择倒向了慈禧一方，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主要是出于保全自己，对于一个封建官僚来说，这一点很好理解。但几乎肯定的是，袁世凯所谓的告密和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并无直接联系，将戊戌变法失败的罪名扣在袁世凯头上，显然是不公的。
袁世凯“告密”是怎么回事？
清朝的统治在1898年已趋于灭亡。为了挽救爱新觉罗家族日渐衰颓的基业，想有一番作为的光绪皇帝在这一年中做出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后果也最为悲惨的一件事，那就是戊戌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的103天中，以康有为、谭嗣同为首的改良派通过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变法维新的命令，被称为“百日维新”。百日维新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囚禁、维新派六君子被杀害而告终。在政变的前前后后，有一个人最为活跃，他就是袁世凯。他与维新派和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守旧派之间都有密切的关系，并在其中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传统的说法是，袁世凯以告密的行动把自己的船舵转向了慈禧太后，从而取得了慈禧太后的宠信。但是，袁世凯究竟有没有告密以及怎样告密，至今众说纷纭，给后人留下重重疑团。
不同的说法
袁世凯“告密”一事在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传统的说法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一面答应维新派的要求，骗得光绪皇帝的信任；另一面又看到慈禧太后的势力强大，决定投靠守旧派。1898年8月5日，袁世凯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向慈禧太后汇报。8月6日清晨，慈禧太后囚禁光绪皇帝，缉捕维新派，杀害了谭嗣同等变法六君子。百日维新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袁世凯以六君子的鲜血染红了自己官帽上的顶子，他的告密直接导致慈禧太后发动了政变。另一种说法认为，袁世凯的告密是被动的，是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之后。当他听说政变发生后，害怕康有为供出谭嗣同去法华寺，同其密谋兵变之事。于是，将当时守旧派尚不知道的围攻颐和园、杀慈禧太后的秘密全盘托出，并失声大哭，长跪不起，这是他的保命之计。由于袁世凯的告密，事态扩大、于是守旧派不经审判便把六君子给处决了。袁并非主动告密，但把围园密谋全盘托出，总算将功补过，因此被守旧派宽容并受到重用。戊戌变法中袁世凯的告密是关键情节，袁世凯告密的真相究竟如何呢？因缺乏真实可信的记载，这个问题还将争论下去。